文/陈其明
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1935年3月在赣粤边指挥突围时，不幸受伤被俘。在生命的最后十五天，面对敌人的利诱威逼，刘伯坚不屈不挠，大义凛然，充分展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革命气节。
在唐村鸭婆坑，刘伯坚率部突围时受伤被俘
1935年3月7日，惊蛰节后的第二天，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在率部突围至赣粤边境时，遭到广东军阀、国民党驻赣第六绥靖区司令官兼第1军军长余汉谋部第1师第1团拦截袭击。激战数小时，终因寡不敌众，队伍伤亡惨重，其余被敌冲散，刘伯坚等人受伤被俘。
刘伯坚（1895-1935)，四川平昌人。1920年6月赴比利时和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曾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8月回国后，受党组织委派，在冯玉祥的西北联军中主持政治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入苏联军事政治学院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下半年回国，与妻子王叔振一起进入中央苏区。期间，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红5军团政治部主任等。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1935年3月初，与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阮啸仙、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等人，率领红军独立第6团及赣南省党政军机关、中央工农剧社、红色中华社等1800余人，向赣粤边境一带转移。3月4日，突围队伍被整编为三个支队，阮啸仙、蔡会文率第2支队，刘伯坚、梁柏台率第1、3支队，大家分头向“三南”（定南、龙南、全南）方向突围。不幸的是，3月6日，阮啸仙率队突围至信丰安息乡（今安西镇）上迳村枫树庵时中弹牺牲。3月7日，刘伯坚也在信丰唐村（今属安远）鸭婆坑与敌激战中，大腿受伤，被敌所俘。与刘伯坚同时受伤落入敌人魔掌的，还有赣南军区政治部秘书廖昔昆、独立16团参谋长陆如龙、中央政府办事处交通科科长连得胜、中央贸易局会昌分局乱石采办处营业部主任王志楷等人。
◆狱中的刘伯坚。
余汉谋获悉“生擒”刘伯坚等人消息后，欣喜若狂。此前，余汉谋曾以5000大洋“悬赏购缉”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高级领导人，并把项英、陈毅、贺昌、阮啸仙、刘伯坚等人的照片发至官兵手中，以便识别擒拿。因此，刘伯坚被俘后，很快被敌人认出了身份。
刘伯坚等人被俘后，余汉谋下令将其押解下山，关押在粤军第1师第1团第2营营部——唐村。当晚，刘伯坚和同时被捕的一些同志在此住了一夜。晚上，刘伯坚彻夜难眠，他知道自己的被俘意味着什么。为此，他向看守要来了纸笔，写了一封家信，还有遗嘱和绝命词，“决定一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因刘伯坚“四川的家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且“已经八年不通信了”，为此，他只好把信寄给妻子王叔振娘家、陕西西安的妻嫂——梁风笙。令人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遗墨迄今未找到。
3月8日上午，刘伯坚等人被粤军押解到一个叫小坌的地方。 此地位于信丰北部（今属赣县），地处三叉路口，公路可通安远、赣县等地，交通和通讯相对便利。为此，余汉谋将小坌列为其“围剿”红军游击队的重点防务地区，粤军第1师第1团团长李振奉命率团部和第3营驻扎于此。
敌团长从缉拿布告上得知，刘伯坚曾在冯玉祥的西北联军任过政训主任，与于右任、邓宝珊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关系甚密，还曾在法国、比利时和苏联等国学习，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难得的将才，便想把他拉拢过来，并承诺只要写一份“自白书”，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可以自由”，但遭到刘伯坚的严词拒绝：“国破已如此，人民无自由，我有自由何用？” 敌团长只好悻悻离去。
在小坌敌团（营）部，关押着近几天来粤军和地方“铲共团”抓来的当地老表和被俘红军战士。中央工农剧社的石联星、赵品三、韩进，以及独立团的王中仁等人，因未暴露真实身份，与被抓来的当地老表关押在一起，敌团长又让刘伯坚去指认他们。看守把关押的人一个个押来，站在刘伯坚面前，要他辨认。刘伯坚像陌生人一样，毫无表情地看着自己的战友，摇头表示不认识。就这样，石联星、赵品三、韩进和王仲仁等许多突围战友被关押几天后，便被当作老表释放了。
在转监绥靖公署当晚，刘伯坚写下了著名的《带镣行》
3月9日，敌团长奉命派员将刘伯坚和廖昔昆、陆如龙、连得胜、王志楷5人押解至粤军第1军军部驻地——大庾（今大余）县城，囚禁在梅岭脚下的大庾监狱。临行前，刘伯坚告诫同行的同志：“革命不怕死，不当软骨头。” 并表示：“我是一死以殉我们的事业了。”
3月11日，粤军司令部军法处奉命将刘伯坚从大庾监狱转到绥靖公署候审室。与此同时，余汉谋也迅即从赣州赶回大庾军部坐镇指挥。
自唐村被俘以来，刘伯坚曾多次拒绝粤军人员的照相安排，称“如强迫照相，毋宁即死”。为此，刘伯坚刚被押出监狱大门，一个记者上前抢拍镜头，刘伯坚身一扭、头一仰，留下了一张气宇轩昂的半身像，后被余汉谋用在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呈文附件上。
◆刘伯坚在狱中写下这首《带镣行》。字里行间，铁骨铮铮、顶天立地。
从大庾监狱到绥靖公署，需要经过县城一条繁华的大街——青菜街。在经过的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派杀机。余汉谋居心叵测，下令给刘伯坚加了一副沉重的脚镣，并故意押着他从青菜街走过，企图借此显示反共战功，威吓群众，从精神上瓦解刘伯坚的斗志。
刘伯坚识破了敌人的险恶用心。他拖着铿锵作响的沉重铁镣，从容自若地上路了。当刘伯坚经过青菜街时，大街两旁站满了群众。刘伯坚拖着铁镣，昂首挺胸，并不时地用双目环顾大街两旁，向含泪伫立的群众颔首致意……
游街示众后，刘伯坚与廖昔昆、陆如龙、连得胜、王志楷，一起被安排挤住在绥靖公署候审室里。他们5人被余汉谋认为充任“军事政治经济机要各职，均属共产党重要分子”，都戴上了手拷脚镣。囚室四周，布满了岗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移狱当晚，在狭小的囚室里，刘伯坚用军法处拿给他写自供状的纸和笔，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的《带镣行》：“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在绥靖公署囚室，刘伯坚想起了生死与共的战友们
3月12日晚，天下起了瓢泼大雨。听着窗外阵阵夜雨，刘伯坚彻夜未眠。他挂念起了项英、陈毅等战友们，突围时不知是否安全转移到赣粤边的梅关？长征远去的将士们现在到了何方？此时，他不禁想起红军长征过于都河时，与叶剑英话别时的情景……
叶剑英是刘伯坚的亲密战友，时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率队长征路过于都河时，还在于都担负大河架桥任务的刘伯坚特意去迎接他，并为他饯行。两人对酒畅叙，心情都非常沉重。刘伯坚对叶剑英说：“你是军委四局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请你向军委反映我的请求，我还是随主力红军走吧！”叶剑英十分了解自己战友此时的心情，将刘伯坚的请求向中革军委作了汇报，提议让其随队长征。但“左”倾领导者却认为刘伯坚“婆婆妈妈”，没有允许。
◆1933年11月，周恩来与红一方面军部分领导人在建宁合影。（左四为刘伯坚）
刘伯坚沉默了。他知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刘伯坚在苏联学习时，曾任旅莫支部负责人，对王明宗派集团否定在留学生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和取消旅莫支部的做法，给予过严厉的批评。所以，他们对刘伯坚耿耿于怀。当决定主力红军长征时，他们就借机寻找借口，滥用组织决定，不让刘伯坚和瞿秋白、阮啸仙、毛泽覃等过去反对过他们意见的人参加长征！尽管如此，刘伯坚并没有因王明“左”倾错误的排斥而消沉，而是以大局为重，以坚强的党性，服从了组织安排，与项英、陈毅等领导人一起，留在赣南坚持最后斗争。
随着囚伴清脆的脚镣声，刘伯坚从回忆中猛醒过来。此时已是凌晨了，雨也停了，瓦檐上的麻雀开始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刘伯坚顿时诗兴大发，从枕头下摸出纸和笔，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光线，写下了一首满怀激情的长诗《移狱》，真实地记录了囚室中的真实生活，寄托了自己对战友们的深切怀念：“大庾狱中将两日，移来绥署候审室。室长八尺宽四尺，一榻填满剩门隙。五副脚镣响锒铛，匍匐膝行上下床。狱门咫尺隔万里，守者持枪长相望。狱中静寂日如年，囚伴共吃饭两餐。都说欲睡睡不得，白日睡多夜难眠。檐角瓦雀鸣啁啾，镇日啼跃不肯休。瓦雀生意何盎然，我为中国作楚囚。夜来五人共小被，脚镣颠倒声清脆。饥鼠跳梁声啧啧，门灯如豆生阴翳。夜雨阵阵过瓦檐，风送计可到梅关。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
在审讯室里，刘伯坚打破了敌人如意算盘
余汉谋急于想从刘伯坚这个“共党要犯”口中得到红军游击队在赣南活动的情况，特别是企图获得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军区和赣南省委、赣南军区等机密情况，多次督促属下加紧审讯，甚至“余军长汉谋，为明察匪区情形起见，曾一度亲自提讯”，从中可见余汉谋的求功心切。
3月14日，刘伯坚第一次接受正式审讯。审讯官是粤军第1军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周天民。下面是从敌伪档案里查到的审讯原始笔录，现抄录如下：
问： “你叫什么名字？”
答：“刘伯坚。”
问：“多少岁了？”
答：“三十五岁。”
问：“籍贯哪里？”
答：“四川巴中县人。”
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答：“是共产党员。”
问：“担任过什么职务？”
答：“一贯搞政治工作。先后担任过红五军团和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问：“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答：“我看你们国民党无治国救民的办法，故加入共产党，致力于土地革命和工农解放事业。”
问：“你胡说，不许你在这里污蔑党国，你们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
答：“古人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熄，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问：“你们的野战军西奔川黔的意图是什么？”
答：“此次红军野战军出动川黔之意图是，要扩大苏维埃运动到全国范围去，建立苏维埃更大的新根据地。同时，号召和团结千百万群众实行民族革命战争。”
以上审讯笔录，未经任何文字修饰，从中我们可看到一个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其时刘伯坚已四十岁，为何还自称“三十五岁”，现已无从查考。另外，刘伯坚祖籍江西州，乾隆年间迁居四川龙岗（今平昌龙岗乡）。
期间，军法处同时也加紧了对廖昔昆、陆如龙、连得胜、王志楷等被俘人员的审讯。据国民党报纸报道，称“各匪态度强硬，只供其个人入共经过，对于匪部内情均不愿吐露”。另外，还报道说刘伯坚等人“词锋犀利，极富诱惑”。对于战友们的表现，刘伯坚甚为欣慰。
在昏暗狭小的囚室里，刘伯坚写了第二封家书
3月16日，这是刘伯坚被俘后的第10天。这些天来，刘伯坚想了许多，已经作好了“一死以殉主义”的充分准备。但唯一让他不放心的，就是他寄养在人家的3个未成年孩子！
1927年4月，经邓宝珊夫人张玉燕做媒，时在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政治部任副部长的刘伯坚在西安与王叔振结婚。可惜的是，在俩人婚后仅仅2个月，冯玉祥便倒向了蒋介石，刘伯坚夫妇和一大批同志被礼送出境。婚后，刘伯坚夫妇二人共生育了3个儿子，分别是虎生、豹生、熊生，取“虎啸之威，熊豹之胆” 之意。由于夫妻聚少离多，各自工作奔波，只好先后都忍痛将3个幼儿寄养给人家，其中刘虎生寄养在陕西西安妻舅家，刘豹生寄养在江西瑞金武阳围老店街，刘熊生则寄送在福建连城新泉区芷溪村。刘伯坚夫妇把3个幼儿寄养出去后，从未谋面，天各一方，生死未卜，自然成为刘伯坚的心头之痛……
十天前，在唐村被俘当日，刘伯坚虽然写了一封家信，信中曾交待过3个孩子寄养的事，但兵荒马乱，也不知收到信与否。另外，刘伯坚嘱咐亲友不要为营救他到处奔走，也无需去找当年在西北军共过事的国民党上层关系来营救自己，以免“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
◆刘伯坚写给亲属的遗书（中央档案馆）。
于是，刘伯坚写了第二封家信，仍寄给陕西西安的梁凤笙大嫂。信全文如下：
凤笙大嫂并转五六诸兄嫂：
本月初在唐村写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及给虎豹熊诸幼儿的遗嘱，由大庾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弟不意现在尚在人间，被押在大庾粤军第一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现有两事须要告诉你们，请注意：
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恸异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须要……
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芷溪黄荫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引者注）、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二十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五十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贱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照娣，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寄交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致（至）于饿死。
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三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诸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八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诸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致说弟这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
诸儿受高小教育至十八岁后即入工厂作工，非到有自给的能力不要结婚，到三十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
叔振仍在闽，已两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近好！ 弟伯坚
三月十六日于江西大庾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刘伯坚写下了两封家书
3月19日，农历二月十五日。深夜。
囚室里的刘伯坚腿伤未愈，疼痛难忍，看着窗外高挂的一轮皓月，他触景生情，想起了长征远去的同志，想起了突围转移的战友，也想起了自己身陷囹圄，再不能与大家一起并肩战斗……他翻身起床，慨然命笔，又写下了《狱中月夜》一诗：“空负梅关团圆月，囚门深锁窥不得。夜半皎皎上东墙，反影铁窗皆虚白。”
第二天一早，军法处长周天民、军法官陈让等人来到囚室，宣布了司令部判决书，称“查该刘伯坚等五名，均系共产党重要分子，充任匪方军事政治经济机要各职，罪大恶极，实属法无可逭”，故刘伯坚与廖昔昆、陆如龙、连得胜、王志楷5人被军法处判处死刑。
刘伯坚早已抱着“一死以殉主义” 和“生为中国生、死为中国死” 的信念，对于死刑判决，他早有准备，这也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刑前，他感到还有许多话要对亲人诉说。为此，他向风笙大嫂等人写了入狱以来的第三封信。信中，他除了继续交待3个幼儿寄养他家之事外，还殷殷嘱咐他们：“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并坚定地表示，他“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
给风笙大嫂写完信，刘伯坚不禁想起了与自己患难与共的心爱妻子——王叔振。
◆刘伯坚与王叔振。
王叔振，生于1906年，陕西三原人。1920年入省立西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因经常出入冯玉祥西北军营地宣传国民革命，和刘伯坚相识相恋。1927年4月，她与刘伯坚结婚后被安排在西北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并经刘伯坚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湖北省委、上海济难会工作。1930年秋，与刘伯坚一起被调到江西瑞金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临时中央政府秘书、苏区中央局秘书科科长、新泉县委书记等职。红军长征后，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在闽西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二三月间，根据组织安排，她准备转赴上海从事秘密斗争。
刘伯坚是多么希望能与爱妻战斗和生活在一起呀！但是严酷的现实不允许有丝毫的幻想。现在当务之急，就是再跟她说上最后几句话。于是，刘伯坚回到桌前，透过朦胧的泪眼，给爱妻王叔振写了最后一封绝命信。信中，刘伯坚嘱咐妻子王叔振“不要伤心”，“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 痛心的是，刘伯坚写给王叔振的绝笔信，她并未收到，因为她已被执行“左”倾路线的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错误杀害。
◆刘伯坚刑前写给妻子王叔振的书信手迹。
3月21日下午5时许，余汉谋亲自督阵，刘伯坚等5人被粤军司令部特务营一排士兵，押赴大庾城外的金莲山执行枪决。刑场周边，挤满了围观的群众。刘伯坚面对群众，与其他几位战友一起，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等口号，直至中弹倒下！
这一场景，被《广州民国日报》记者作了报道：“ 第一军部乃于二十一日下午五时许，将刘伯坚等五人……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当行刑时，大庾民众前往观刑者，不下数千人。而刘伯坚五共匪临刑之时，态度仍极倔强，并频呼反动口号，直至伏法身死而止……”这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共产党人铁骨铮铮的高大形象。
令人欣慰的是，刘伯坚烈士3个遗孤都顺利找到。其中，刘虎生于1936年由正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的周恩来带回延安，后送苏联留学；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在赣南找到了刘豹生，并将他接到北京，后考入哈军工学习；刘熊生出生仅一个月，就被送给闽西黄姓老乡抚养，直到1965年才被找到。幸运的是，他的养父母对他极好，为了保护熊生，养父牺牲，为了让他有机会读书，养母甚至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得知自己身世后，刘熊生并未选择离开，而是留下来尽孝，在山里做了一辈子农民，终老于黄家。
2009年9月， 刘伯坚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之一。这是党和人民对刘伯坚革命一生的最高评价。
（本文写作时参考了《绥靖公报》及《广州民国日报》等相关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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