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金印，重八十八克，静静地躺在2025年5月集安市博物馆的丝绒托盘上。射灯从上方投射下来，暗金色的光芒从上面六个字晋高句骊归义侯浮现出来，像一层轻薄的雾霭，包裹着千年的争议与纷争。印钮的形状是一匹马，马首高扬，四蹄悬空，仿佛下一刻就会冲破托盘，奔向中原的方向。这种姿态的雕刻不是随意的，它有着深刻的制度意义——《晋书·舆服志》明确写道：诸夷侯印皆马钮。这不仅是装饰，而是西晋对边疆部族实施羁縻政策的具象化象征。它的铸造并非为了赏玩，而是为了确立一种关系：你认同我的权威，我便授予你这个名号。就在同一天，鸭绿江对岸的平壤在线炒股配资之家，高句丽古墓群的解说员正在空荡荡的游客通道里反复练习着那句台词：这是我们祖先的文明。声音在墓道里回荡，没有游客，只有回音。这句话看似没错，但其中有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指的是谁，祖先指的是谁。作为一个横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古代政权，高句丽的历史归属从来就不是单方面能够宣称的。
展开剩余37%韩国学界对高句丽历史的执着，部分源于其建国叙事中的矛盾。高丽太祖王建临终时留下的《十训要》中明确写道：联姻新罗在线炒股配资之家，承其正统，从未提到高句丽。也就是说，高丽王朝所自认的文化与政治根源是新罗，而非高句丽。直到15世纪，朝鲜世宗大王命人编撰《三国史记》，才首次将高句丽纳入了本国的历史体系。但时空上的断裂显而易见：高句丽灭亡于668年，而高丽建国于918年，两者之间相隔250年。这段时间里，朝鲜半岛经历了新罗的统一，并在随后的后三国时期分裂，高丽王朝崛起。所谓的继承，缺乏连续的政治和文化证据，更多像是为了构建一个更久远的民族起源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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